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


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市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待办法的通知

濮政〔2011〕5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濮阳市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待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濮阳市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待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和《河南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结合我市实际，为鼓励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城镇退役士兵，系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应在城镇安置就业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退役义务兵、复员士官和转业士官（以下统称退役士兵）。
第三条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坚持个人自愿、政府扶持的原则，政府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给予经济补助和政策优惠。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工作的领导，根据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实际情况，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自谋职业专项经费，用于一次性经济补助，并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做好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工作。
第五条 申请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应在市直及各县（区）规定的时间内向退伍安置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退伍安置部门审查批准后，签订协议书，领取一次性扶持自谋职业经济补助。
第六条 下列退役士兵可申请享受自谋职业相关优待：
（一）退役义务兵入伍前系非农业户口且在户口所在地入伍，并占本地非农指标入伍的；
（二）复员士官入伍前系非农业户口，服现役满第一期或第二期规定年限的；
（三）在部队服役期间，经部队批准为5至8级残疾军人并在河南省民政厅备案的；
（四）在部队服役期间获得大军区（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
（五）转业士官经省级安置部门批准接收并移交的。
第七条 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
（一）城镇退伍义务兵服役满2年，每人补助30000元，然后根据服役年限，从第3年起，每增加1年军龄增加3000元；
（二）转业士官服役满10年，每人补助50000元，然后从第11年起，每增加1年军龄增加3000元；
（三）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一等功的增发3000元，荣立个人二等功的增发2000元，荣立个人三等功的增发1000元；
（四）5至8级残疾军人，增加1000元；
以上标准适用于市直退役士兵，各县（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自行制订。
第八条 已安置的退役士兵和转业士官，要求自谋职业的，一律不予批准。
第九条 自谋职业退役士兵的档案，由退伍安置部门移交到人社保障部门免费为其保管。
第十条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经济补助专项资金的来源：
（一）地方财政拨款。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经费，由同级财政列入预算；
（二）实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的资金；
（三）经济处罚。对应该完成安置任务，但拒绝接收，又不按规定落实有偿转移安置的单位，按每个安置人员6万元从其单位银行帐户中划拨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纳入退役士兵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财政专户管理使用。
第十一条 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存入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年终结余，可跨年度使用。
第十二条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享受如下优惠政策：
（一）对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部门要简化手续，优先办理证照，优先安排场地和摊位；
（二）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税务、文化、公安、卫生、烟草、交通、城建、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除收取证照工本费外，从办理营业执照之日起，3年内免收各项行政性收费；
（三）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或提供独立劳务服务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93号）的有关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四）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五）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其军龄视为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并和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六）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如被用人单位录用，无论单位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福利待遇，其军龄计算为连续工龄；
（七）公安机关应允许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配偶和子女按现行户籍管理政策在城镇落户，教育部门应帮助其解决子女入学问题；
（八）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的党、团组织关系由乡（镇）、街道办事处接收管理；
（九）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工、招聘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申请办理有关减免手续及申请享受优惠政策时，应当提供《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和《退伍证》。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