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 明 责 任 特 征 与 性 质 新 探

李 强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摘要：对证明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的特征与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中对“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合理和规范。本文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的论述，以及对五种有代表性的性质学说的介绍评析，尝试论证得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责任负担和法院裁判规则的统一”这一性质结论。
关键词：证明责任 裁判规则 当事人责任负担

一、伴随着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的正式施行，证据再次成为了诉讼法研究和论争的焦点。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规定的第73条第2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将西方发达法治国家早已确立并大力推崇的“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裁判方式首次以有效的司法解释形式予以了明确认可[1]。回顾我国近现代法制发展历程，虽然诉讼法律体系对证明责任进行吸纳和研究的时间较早[2]，但由于新中国的法律在浓重政治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味追求客观真实”、“片面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甚至“以法院主动收集证据取代证明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区别”的民事审判思想[3]，令当事人举证作用始终难以受到重视，也使得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定义，始终只能停留在“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的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4]这一简单且缺乏强制效力的层面上。而这一致命缺陷也让证明责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认作是完备诉讼法律结构的“点缀装饰”而难以对实体裁判产生实质影响[5]。较之德、美、日等发达法治国家将证明责任视为法院裁判，特别是在诉讼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强行下判”的“决定性因素”、“民事诉讼的脊梁”[6]，我国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妥当的，长期以来众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都期盼着立法对证明责任在认识和规定上能有所突破和转变。
令人庆幸的是，顺应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在西方先进法律理念的冲击和影响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证明责任的性质首先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变化，其中尤以审判阶段中“法官对证明责任的考察”方面最为典型。在考察的侧重点上，表现为从当事人主张的角度考察提供证据的责任，逐渐发展到从法院裁判的结果角度考察举证责任的分担；在考察的基础上，从以前简单粗糙地默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逐渐发展到考察判决结果（特别是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条件下做出的）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即考察“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在考察基础上观念和做法的转变，则更可被认为是对证明责任性质重新认定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法学理论在“要件法律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法院（法官）审理查明的目标和裁判认定的依据应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两个观点上已逐渐达成了肯定共识[7]，而当这两个观点也潜移默化渗入到我国法律界，特别是为实务领域的法官们所广泛接受之后，这种可概括为“从依举证责任表明权利主张到依证明责任决定判决结果”的转变，则无疑为最终将证明责任确立为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一类民事诉讼的最有力手段打下了十分牢固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理论法学界对证明责任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明责任中最为基础的定义、特征和性质问题，也成为了各家理论交锋的前沿和主战场，围绕着证明责任的定义、性质的种种学说也使得诉讼法学界呈现出一片“争鸣”的繁荣景象。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这种学说上的争论交锋，最终往往成为了去伪存真、求得真理的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而理论学说上的所谓真理，事实上也往往是以将各家理论通过比较论证的方法提炼出相对合理的部分并加以整合而得出的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的形式存在的。面对我国目前仍处于学说林立，尚无定论的争鸣阶段这一现实，我想以下不妨对几家有代表性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进行一番简要介绍和评析，并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尝试得出一个个人认为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虽不可称之为“真理”，但期望能为真理认识的最终发现起到些许积极作用。
二、（一）概念 借鉴各发达法治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明责任所下的定义[8]，考虑到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审判制度的特点[9]，尤其是结合最新司法解释对“将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则”予以肯定的新情况，我认为，证明责任（也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10]，是指当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时，负有证明其主张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被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的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二）从上述概念出发，我认为证明责任概念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证明责任以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为前提和基础
较之“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几乎可以一手包办调查和审判，证明责任只能真正存在于对当事人举证作用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并配以一定强制性保障规范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国家。具体而言，举证责任（也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的分配会因诉讼类型不同，同一诉讼类型中种类的区分以及案件间个体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证明责任必须在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发挥其在最后裁判中的决定作用。反之，如果在适用证明责任时脱离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这个前提和基础，那不仅会造成所做出的裁判明显缺乏依据，没有说服力，而且将会使审判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条件下享有无限广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缺少法律原则约束的“绝对自由裁量”对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当事人的利益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2、证明责任直接决定“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裁判结果
依概念所述，证明责任只能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而又必须对案件做出即时裁判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一功能也就决定了它总是与裁判结果紧密相连。明确这一点对法律和法官都有着重要意义。就法律而言，证明责任是在当今司法审判领域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已逐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立法者为相对公正地解决此类诉讼而设立的一条“超级法则”，它有效弥补了法律对处理日渐增多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缺乏有效手段的缺陷，在保证法院对此类诉讼处理的公正性上作用无可比拟。就法官而言，在深谙证明责任是决定裁判结果的“胜负手”之后，则更应注意在决定适用证明责任问题上务必慎之又慎，斟酌再三。换言之，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裁判的前提必须，也只能是要件事实确实依审判规则无法查明这一种情况，除此之外皆不能以此作为单独裁判依据。法官决不可轻易适用甚至滥用它作为解决事实复杂、不易查明的一类诉讼的“万金油”，而必须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督促当事各方积极收集、组织证据材料或自己在法定范围内依职权努力调查搜取证据以推动诉讼进行，以求达到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做出判决的理想诉讼状态。
3、证明责任由法律预先设定，是确定不移的责任负担
证明责任是一条抽象的法律规则，它的特性在于一旦被当事人所承担，即不会因法官或当事人的意志被忽略、否定或改变。证明责任的这一层含义虽未在概念中明确显现而是隐藏于文字背后，但其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对于法官，证明责任是一条裁判的规则，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必须依从此规则的指引适用“证明责任法” [11]进行裁判；对于当事各方，证明责任是一项责任负担，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当事人在不充分举证而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情况下，被法院判以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而且间接决定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供责任的责任。因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之所以愿意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正是为了摆脱最终对己不利的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只不过是证明责任在具体诉讼中的“投影”而已[12]。结合审判实践来看，曾经被一些老审判工作者视作处理“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窍门”“绝招”的诸如“只调不判”、“各打五十大板”、强行归罪等做法，在确定了证明责任规则后，必须坚决杜绝；某些当事双方依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以及对文书本身的解释而企图改变证明责任的做法，当然也应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三、（一）当今我国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学说不少，抛开将证明责任仍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的过时观点不谈，以下仅介绍现代意义（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中有代表性的五种：
1、权利说[13]
此学说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是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1款（当事人有权……收集、提交证据……）所明文规定的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法定权利，因此证明责任这一与当事人举证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也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举证不力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被判决承担的不利后果，只不过是当事人行使权利所承受的一定负担而已。显而易见，这种主观臆想的联系所导致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对证明责任概念界定错误或性质认识不清所致。权利的一大基本特性就是可由权利所有人自由选择行使或放弃，而证明责任显然是法律对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设定的一种负担，要求当事人只能被动承担，不可主动选择。持此观点者将“证明责任”和“举证权利”两概念进行类推混同，却根本无视二者在定义内容上的巨大区别，殊不知放弃举证权利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利后果，但由此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却正是由证明责任确定放弃举证权利方的不利结局。
2、义务说[14]
此学说以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依据，认为证明责任是与“举证权利”相互对应的一项诉讼义务，并认为不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后果就是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此观点失误在于对“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的意义产生了模糊。违反法律上的义务是会直接招致法律制裁的，而不负法定责任却并不会马上招来惩罚，而只是产生对责任人的不利影响。从这一显著区别来看证明责任，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显然不能视为一种制裁，而是为防止法官拒绝裁判，求得相对正义公平的判决结果而采取的一种裁判方式，法律要求适用此方式的法官裁判当时仍须“心平如水”，不得对承担证明责任方先行存有打压制裁的主观偏见。
3、裁判必要说[15]
此学说认为在要件事实真伪状况不明前提下，证明责任是法院做出裁判的必要依据，即法院应判决承担证明责任一方败诉。这种学说的可取之处在于清晰表明了设置证明责任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但其缺点亦十分明显：首先，它将创立概念的原因直接认定为概念的性质，这未免有过于简单肤浅之嫌；其次，它也混淆了一对重要概念——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二者固然有着紧密联系，即有证明责任才会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但是，证明责任侧重对象是当事人，强调不充分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要承担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侧重对象是法官，要求法官以公正合理心理分配举证负担，进而做出裁判[16]。此外，即使二者都具有约束法官裁判行为的含义，但证明责任是将法官引向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前提规则，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则是“接应”证明责任并将其最终落实于判决的后续规范，二者在时间顺序和具体内容上仍迥然有别，法官裁判的真正必要依据是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非证明责任。
4、当事人责任负担说[17]
如果说前面的“权利说”、“义务说”和“裁判必要说”或因年代久远、与现代理论脱节，或因定义偏颇较大，始终缺乏说服力而已逐渐被理论法学界所摒弃的话，那么“当事人负担说”几乎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且由于这种学说紧扣字面进行解释，看似非常合法入理，故在司法实践领域也已被绝大多数法官所采纳。此学说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对照定义来看，这种经典的性质学说几乎无懈可击。但我认为，在法制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民诉证据规则》出台后，这个经典学说已不再完美。而其破绽正在于，它没有将举证责任被《民诉证据规则》所确立的、作为法院对“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类诉讼进行裁判所必须依据的“裁判规则”这一新兴而极其重要的性质包含在内。而未将性质内涵概括完全的学说，无论其阐述得如何经典美妙，都必然失之于完整和周延。
5、裁判规则说[18]
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经典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在证明责任的新性质要素——“裁判规则性”上的疏漏，近一两年来，着重强调证明责任的“裁判规则性”的“裁判规则说”开始出现。应该说，提出此观点的用意、动机都不错，但问题在于，将证明责任最终只确立为一项法律上的裁判规则，又是否概括完全了呢？我以为不然。传统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即使不再经典完美，但它所肯定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负担”，却是经历了长期学术论争和实践检验而得出得一条正确认识，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的意义，也绝非一部司法解释或一个学说的出现就可完全抹杀和替代。否则，将证明责任只认定为立法者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而确立的、法院在裁判时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则，最为直接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要求当事人接受法院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做出的判决，将缺乏理论依据。
（二）基于对以上学说优缺点的综合评析，我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应该被界定为：证明责任乃是当事人的责任负担和法院的裁判规则的统一。之所以敢大胆地将两项都相对合理却又都有失全面的观点加以整合得出此结论（在此为方便论述权且将其称为“统一说”），我的理由如下：
1、 就现有研究高度而言，“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和“裁判规则说”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传统和现代两派对证明责任性质认识的相对正确的观点。虽然从现状上看，“当事人责任负担说”由于已深植于我国诉讼法律思想体系之中，且在司法实践中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地位十分稳固。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裁判规则说对于提升我国法官的法律观念，强调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法办案，从而加快健全和完善我国法院审判制度，意义却更为重大，因此“统一说”将二者都包入证明责任性质当中，使其能达到古今结合，眼前和长远利益兼顾，实属有利无害之举。
2、证明责任作为一部具有立法性质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其自身的法律属性是勿庸质疑的。一般认为，法作为规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作为裁判准则的强制规范[19]。而“统一说”所包含的证明责任的两重性质，恰好分别与法的两方面性质相对应，既点明了对当事人的社会意义，也强调了对法院的规则意义，使证明责任作为法律的一部分更具权威和说服力。
3、“责任负担说”一直强调：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负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应当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判决承担不利后果。从这一结论就已经可以隐隐感到，持此学说的各家学者们似乎已将“法院必然会遵守证明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做出对承担责任人不利的判决”作为了证明责任性质内涵中的“应有之义”，“统一说”在此将这一层大家已一致认同而心照不宣的含义作显性化表述，使其一目了然，应是顺理成章所为。
4、回顾本文第一部分，我国诉讼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仍处在“争鸣”阶段，但司法实践领域面对日益增多的需适用证明责任处理的诉讼纠纷以及全新的司法解释，却亟需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证明责任性质定论来指导日常审判工作。从功利角度而言，若在此独辟蹊径再创出一套未经任何理论交锋提炼的全新观点来，虽未尝不可，但也不可避免要遭受一番矿日持久的理论洗礼，最终作用还可能难以体现。倒不如将现有学说中相对合理部分认真加以锻造整合，得出的成果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践需要，却也不乏创新之处，在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1]黄松有：《适用与解释》人民法院出版2002年第1版 第361页
[2].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最早出现在清政府1910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230条：当事人应立证有利己之事实上主张。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50页
[3] 参见张卫平《程序公平实现中的冲突和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31——234
[4]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版 第213页
[5]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民诉法学界几乎都一致认定“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讨论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声音十分微弱。参见李祖军：《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 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277——284页
[6] 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 第64页
[7] 参见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12页
[8] 按德国学者罗森贝克的解释，“确定责任”才是“证明责任”的本质，而奥地利学者威利和阿德拉使证明责任概念摆脱“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双重含义说”真正走向独立。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29页
[9]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以来一直将其定位于“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责任），令证明责任作用被大打折扣甚至虚无化；我国一向以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活动主体，只谈法院外部独立而不讲法官内部独立。
[10] “结果（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客观（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并非现今大陆法系国家的“举证责任”概念所指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而是传统的包括“提供证据责任”和“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双重含义的“广义”举证责任，现今仍沿用此提法盖是顾及传统的“双重含义说”影响太深而为的无奈之举。建议今后借鉴日本学术界的做法，将前者统一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统一称为“证明责任”，以方便交流理解，防止不必要的概念混淆。相关内容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37页
[11] “证明责任法”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适用的法律规范。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117页
[12] 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45页
[13] 参见廖新仲：《民事诉讼证据认识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1版 第230——240页
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优惠办法》的通知

荆政发[2001]2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
　　《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优惠办法》已经2001年4月24日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五月十日


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优惠办法

　　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投资

　　第一条 凡来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投资的外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及国内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投资者），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并享受本办法的各种优惠。经高新区管委会和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无污染的生产性企业，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新区将给予特别优惠政策支持。
　　第二条 投资者可在高新区兴建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服务性企业，创办科研机构或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兴办公益性事业。鼓励投资者向以下领域投资：
　　（一）高新技术产业、环保节能型产业、出口创汇型企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二）为高新区建设提供风险投资、信贷服务、产险担保的金融投资业；
　　（三）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前景广阔、规模较大、附加值较高、无污染的工业项目；
　　（四）兴建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中试基地或博士后开发基地；
　　（五）属于国家、省、市鼓励发展的其它项目。
　　第三条 投资者投资可采用资金、设备、品牌、专有技术、非专利技术、高新技术成果以及符合国际、国内惯例的其他形式。对技术含量高、技术成熟，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并能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高新技术成果，经市级或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后，该成果作为技术入股的份额可占企业总股本（注册资金）的35%（另有协商的除外）
　　第四条 对入区企业，只要有资金、项目，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将简化办事程序，及时核准发放营业执照。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者认缴注册资本不能一次到位的，可在2年内分期缴付，首期注册资本到位达到注册资本总额50%的，即可予以登记（含以技术成果作价部分）；国（境）外投资者进区兴办新技术企业，其出资额不足注册资本25%的，可注册为内资企业。

　　　　　　　　　　　　　　　　第二章 土地

　　第五条 投资者在高新区兴办企业、科研机构、中试基地，可依法通过出让或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对于符合《划拨供地项目目录》和属高新技术及填补我省空白的项目用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地；对于国家规定必须实行有偿使用的，其有偿使用形式可由企业自行选择，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进行。
　　第六条 投资者在高新区投资建设项目，可享受下列政策优惠：
　　（一）投资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属生产性项目的，其出让金按规定的最低价优惠30%，其中，属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汇性企业的，其受让土地出让金按最低价优惠40%。
　　（二）投资者以一次性付款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减按应缴出让金总额的95%缴纳，一次性缴纳出让金有困难的，可分期缴纳，第一次付款数额不低于应缴出让金总额的30%，余款5年内缴清，不计利息，不享受一次性缴纳的优惠，余款缴清后，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三）投资者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属年租制范围的，其年租金标准按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元收取。
　　（四）外商投资者（含港、澳、台商）以提供场地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其场地使用费按湖北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下限标准收取，属产品出口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自用地之日起，免征场地使用费5年，从第6年起，场地使用费按每年每平方米5元收取，由企业自行开发的，场地使用费按每年每平方米1.8元收取。

　　　　　　　　　　　　　　　　第三章税费

　　第七条 企业所得税。凡高新技术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第3-5年减按15%的税率征收，其中，当年出口产值达到总产值50%以上对其还税率超过10%的部分由高新区财政给予扶持；区内企业以其所得利润再投资于区内兴建或扩建各类企业或基础设施，由高新区财政根据投资类别对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40%-100%予以支持；区内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增值税。从投产之日起，工业企业缴纳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以下标准投入企业，优惠期为五年：
　　（一）年缴纳增值税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企业，按地方留成的60%投入；
　　（二）年缴纳增值税100-300万元（含300万元）的企业，按地方留成的70%投入；
　　（三）年缴纳增值税3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地方留成的80%投入。
　　第九条 经高新区或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中试、工业性试验阶段高新技术产品征收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高新区全额投入企业。
　　第十条 营业税。一般企业按年度纳税额的25%、高新技术企业按年度纳税额的50%由高新区投入企业。
　　第十一条 个人所得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科研机构、中试基地、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的奖励和股权收益，外商从所投资企业和项目取得利润用于再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免征个人所得税；投资其它企业和项目，可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的40%。
　　第十二条 房产税。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新建或新购生产经营性场所，自建成或购置之日起，房产税可列收列支。
　　第十三条 建筑营业税。对进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兴建生产经营性厂房，所征建筑营业税，全额留存用于高新区建设。
　　第十四条 区内企业所用生产设备和实验设备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可按财务制度的规定选择较短年限或采用综合折旧率进行加速折旧。
　　第十五条 高新区内的企业原则上免交市级以下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确有必要的收费，需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并由园区代收。区内生产用水增容费及供电贴费按规定减半收取。
　　第十六条 凡进入高新区标准厂房孵化高新技术的项目，前2年免交实际生产规模用房租金，以后每经营5年免交1年租金。

　　　　　　　　　　　　　　　　第四章 奖励

　　第十七条 凡为高新区或企业争取各类无偿资金或物资，按到位资金金额或物资折款额的5%予以奖励。
　　第十八条 凡引进区外有偿无息资金(设备和现汇)，使用年限一年以上的，按到位实收额的1%予以奖励。
　　第十九条 引进有偿计息资金，属于符合国家挂牌利率 ，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 ，按到位资金的0.5%予以奖励。属于低息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按到位资金的0.7%予以奖励。
　　第二十条 为高新区引进项目的中介人，根据实际到位资金给予奖励，到位资金为5000万元以下的，按5‰计奖，到位资金超过5000万元，在1亿元以下的按4‰计奖，到位资金超过1亿元在5亿元以下的按3‰计奖，到位资金超过5亿元的按2‰计奖；引进高新技术成果的，按技术成果成交额的5%奖励中介人。
　　第二十一条 鼓励各类专业人才到高新区工作。对到区内从事技术研究开发的硕士研究生，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研究费，连续补三年，用人单位为其安排住房一套；博士研究生每年补助2万元，连续补助5年，用人单位发给安家费2万元，并为其安排住房、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通讯工具。高新企业高级职员及其家属，属非本市常住户的可办理落户手续，子女入学享受本地户口同等待遇。在办理入户手续之前，子女入学免交借读费。户口和人事关系不在本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在高新区工作满一年，即可参加申报专业技术职称；有突出业绩的，可破格申报高一级职称，并可推荐授予相应称号和享受政府津贴。
　　第二十二条 科技人员带国家认可的高科技项目进区孵化，高新区创业中心免费提供科研、办公用房，并给予其它政策扶持。凡在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由企业从新增利润中提取5%对直接从事创新、开发工作的主要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科技人员自带项目到区内企业开发，项目投产后，从获利年度的税后利润中领取10%的奖励，连奖三年；从事技术承包的科技人员，每年可按实现纯利的5%提取报酬。
　　第二十三条 上述各项奖金和优惠，除注明外，由受益单位支付人民币。属单位履行义务的，奖金兑现给单位；属个人行为的，不论其单位、身份、职务，一律兑现给个人，并免交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扶持政策

　　第二十四条 高新区按照市区共建区管的原则，全面实施封闭经营管理，市政府授权高新区管委会在区内行使市级管理权限。高新区依法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除按照规定上缴国家、省以及用于土地复垦开发的部分外，全部留存用于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至2005年底，高新区税收收入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部留给高新区统筹安排，用于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高新区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市政建设总体规划，推行招标建设，其有关收费按下限执行。
　　第二十五条 由市财政、高新区以及市直有关单位、市内外企业联合筹集资金，组建股份制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公司，从事高新区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业务和为区内企业提供风险投资、有偿担保及投资中介与咨询服务。
　　第二十六条 市投资主管部门每年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帮助区内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以上863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攻关、技术创新基金等科技计划和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拨款、创新基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和国家及省专项资金投入，支持区内企业发展。
　　第二十七条 投资者投资经市级或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项目，项目建成后，以固定资产作抵押，经银行认定后可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定规模优先配套流动资金。
　　第二十八条 鼓励市直企业到高新区兴办企业，并享受同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