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财产协议离我们有多远
——浅议婚前财产约定制度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莫晓燕
婚姻家庭法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
尽管可以认为在发生性关系时的欢乐是婚姻的目的，但是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的意志，它是依据人性法则而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康德
内容提要：本文从实例和现状出发，以婚前财产协议为研究对象，以尊重契约自由和遵循法治为原则，突破传统婚姻法理论，将婚姻法与经济学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系统地论述了婚前财产协议的社会价值，提出了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部分设想，以供参考。
关键词：婚前财产协议 契约 公示
一、引言
案例1.新《婚姻法》颁布实施后，被称为全国财产分割标的最大的一起离婚案——哈尔滨宏鸣火锅老板李钟鸣、胡海英夫妇离婚案曾轰动一时：胡海英1997年6月与李钟鸣结婚，婚后与丈夫共同创业，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因感情破裂，胡提出离婚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李钟鸣断然拒绝了胡海英分割财产的要求，称自己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反而欠下巨额债务。原来在诉讼期间，李已经擅自变更饭店、企业、房产、车辆的产权。
案例2. 据报道，“外星人” 巴西球员罗纳尔多在婚前与其未婚妻多明格签定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由于这位球星的个人财产估计有8000万美元，如果不签定一份协议，那将来一旦两人离婚，罗纳尔多的财产将立刻被多明格占去一半。而作为明星的罗纳尔多，将来离婚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这份协议将在两人的婚姻破裂之后生效。
现状：最近，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48.1%为男性，51.9%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42.6%，持反对意见的占57.4%。有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自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案平均每年递增9.08%；仅1999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案就达119.9万件。据了解，这些离婚案中多数涉及财产纠纷。
笔者认为 ，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下面笔者将就婚前财产协议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二、婚前财产协议离我们有多远
婚前财产协议是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及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这只泊来的“螃蟹”于90年代初登陆我国并已在都市中悄然兴起，但人们依然对此众说纷纭，而摇头反对者仍占主流。
（一）婚前财产协议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有反对者认为：订立婚前财产协议是对婚姻丧失信心的表现，将会带来以下的困扰：
感情的困扰。爱情是男女双方结合的纽带、婚姻的基础，所以在每对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男女看来爱情是无私的，互相信任，不分你我，而婚前财产协议完全是对他们爱情的亵渎，也可能为日后感情破裂埋下伏笔。
个体认识的困扰。大多数人认为签定婚前财产协议是为了离婚分割财产作准备，而结婚并不是为了离婚，所以这样的协议根本没有必要。
社会压力的困扰。中国社会长期的婚姻观反对婚姻协议论，重视婚姻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强调夫妻财产的一体化，而订立婚前财产协议显然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
于是乎，婚前财产协议几乎成了“世风日下，道德不古”的代名词，爱情至上的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由此人们也产生了困惑：婚前财产协议，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似乎显得过于传统和保守，从经济和法律角度考虑，婚前财产协议不失为双方当事人的明智选择。
（二）将婚前财产协议进行到底？
古人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说明人生的无常，人性的脆弱以及无奈，即便如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也不能例外。笔者认为，婚前财产协议体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也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出现一夫一妻婚姻制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个人财产的急剧膨胀，夫妻之间的财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这才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财富在婚姻中所占砝码的比重有多大。财富和婚姻本来就是相依共生、不可剥离的东西，一夫一妻制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和私产安全。如果把婚姻当作一对一的私产 “交易”，把婚姻本质视作契约关系，把婚前财产协议作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便足以简单地解释夫妻应当在契约履行前先坐下来清帐，计算各自的财富。
其实，中国人的婚姻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恩格斯的理性判断，只不过大家平均不富裕、法律对私产保护不明确和不力的现实，以及个人主张私产的淡薄意识、中国重义轻利的传统底蕴，抹煞了隐藏在风花雪月后的尖锐本质。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判断者和追求者，即使在夫妻共同体的形式下，仍不能掩盖其“经济人”的本质。法律所追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不会也不能代替个体作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和选择。而婚前财产协议的出现正是为 “经济人”实现自身经济价值提供了契机。中野在线董事长李建说：“早期夫妻创业，财富就不会解析得太清晰，但如果一个财富人士再次结婚，肯定会在私人物质占有和个人安全感方面有所考虑。”这一点被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委员会的郝惠珍律师证实，现在做财产公证的有两类人比较突出，一是再婚者，二是老年结婚者。②
近几年来，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的分割是最为困扰法官的问题，使法官将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财产的调查上，以至案件迟迟结不了，既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又往往给当事人造成累诉。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李钟鸣、胡海英夫妇离婚案中出现的一方隐匿、转移财产，另一方得不到财产甚至背上债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打离婚官司时，律师要对财产取证非常困难。相反，处于强势一方，凭借钱权，轻而易举能瞒天过海。当弱势一方要求分割财产时，强势一方一手遮天，或者将个体经营质变为合伙经营，或者将本该是共同财产的房子、厂房等生活、生产资料更换为别人姓名，或者将所拥有股票挂在别人名下，或者甚而出示审计结果表明企业亏损、要求另一方负担共同债务……但随着婚前财产协议的出现，给法官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据江苏某市一位“婚姻与人口学会”提供的一部分统计数据表明：在对一万对离婚夫妇进行调查后发现，因没有实行“婚前财产协议”的离异夫妇中，发生财产分割、争执的，占59％强；反之，进行过“婚前财产协议”而后发生离异行为的夫妇，在财产分割方面比较顺利，争执也较少，这样也避免了法庭以强制的手段予以裁决的激烈行为（据统计，在有过“婚前财产协议”的离异夫妇中，发生财产争执、矛盾的，仅占8．9％）。由此可见，“婚前财产协议”在司法实践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婚前财产协议的适用早已相当普遍。特别是当未婚男女双方财产悬殊时，这样的协议更是有着广阔的市场，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到的著名球星罗纳尔多在婚前与妻子签订的财产协议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例。
我国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夫妻约定财产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是在私法领域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婚前财产协议作为这种自由的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婚前财产协议的法律规制
在婚前协议约定财产制的类型方面，目前国际上大致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限制（选择）式的约定财产制。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有德国、瑞士等。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在民法上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由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其相互间实行的财产制，而不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定之外的夫妻财产制。第二种是任意（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有日本、韩国、波兰等。其主要特点是，有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对约定的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一般规定或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自行创造。新《婚姻法》规定了约定财产制的三种类型：分别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及限制共同制，这种规定是对约定财产制的限制，当事人只能在上述三中类型中作出选择。但笔者认为，约定财产制的种类不应局限于此三种，否则将不能满足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多元化要求。如夫妻想就婚前财产、婚后所得财产约定为各自所有，但财产增值部分归共同所有，这种兼顾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特点的剩余共同财产制是为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但却很有可能是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类型限定的弊端可见一斑。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模式，虽然受制约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中居民或婚姻当事人对约定财产制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说需要约定财产制的什么功能为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服务。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民法、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财产自由处置，是约定财产制应当达到的法律目标。如果我们一方面允许婚姻当事人在法定财产制之外约定他们的财产关系，又圈定几种财产制类型作为约定的限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违备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从而失去采约定财产制的基本意义。况且，我们圈定的这几种典型的财产制类型并没有穷尽婚姻当事人财产约定的方式与类型，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需求。即使将用作选择的约定财产制类型数量再增多几倍也无法完全满足。③所以，笔者主张不应该规定财产制的约定类型，在婚前财产协议中，允许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选择合理自利的形式。
婚前财产协议的当事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代理制度，因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无权约定；同时，双方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不得违反意思自治，因胁迫、欺诈、乘人之危而作出的约定可以撤销。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在意思完全自治的情况下，符合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积极倡导男女平等，保护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协议的对象，可以是婚前财产也可以是婚后财产；可以是生产资料，也可以是生活资料；可以是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无形资产；可以是积极财产，也可以是消极财产（即债务）；可以是既存财产，也可以是预期财产。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婚前财产协议的订立具备了以上要件，仍只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并不能据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婚前财产协议如果要产生对外效力就必须经过公示。然而，公示就意味着对社会的公开，当事人将毫无选择地暴露自己的财产状况等隐私，由此招至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也是不无可能的，毕竟目前中国对此的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因此，笔者以为，当事人是否决定公示，取决于其对“效力扩张”与“隐私保护”之间的权衡，我们不能为达到民事流转关系的顺利的目的进行而一味地要求当事人采取公示的方式。但如果当事人选择公示，法律也应该为其提供一个合理的途径。公示的机关必须是惟一的，这样才能保证公示资料的准确性。公证机关和律师机构均不了解当事人的婚姻状况，而且婚姻登记档案与财产契约公示程序属不同系统、不同机关受理，不利于利害关系人查核④。所以，公证机关和律师机构不宜作为公示机关。但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由国家成立(或指定)专门的夫妻财产登记机关，统一负责夫妻约定财产的管理工作（可类似于专利或商标的管理）。当前，最经济可行的办法是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充当夫妻财产登记机关的角色，这样也方便未婚男女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同时一起办理公示。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登记制度，载入婚姻登记档案，发给夫妻财产登记证书；同时配备便捷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以方便相关第三人随时随地查询。
四、结语
婚姻是“两个人的企业”，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笔者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注释：
①②《企业家一生最大的合同》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年04月09日 13:40 中国企业家
③马忆南：《婚姻法修改中几个争议问题的探讨》，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④蒋月：《夫妻财产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现代法学》2000年12月第22卷第6期，第106页。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2009年12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保障运营安全，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监管部门）
市安全生产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市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日常监督工作。
市发展改革、建设、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及各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运营单位）
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应当做好其运营范围内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建立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控制体系，制定运营安全规章制度，落实安全责任，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第二章安全设施与保护区管理
第五条（建设单位的运营安全要求）
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建设时，应当同步建设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并确保系统功能符合运营安全的需要。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将轨道交通线路竣工总平面布置图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六条（安全设施）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轨道交通安全设施、设备规范标准，在车站、车厢内设置以下安全设施、设备：
（一）报警、灭火、逃生、防汛、防爆、紧急疏散照明、应急通讯、应急诱导系统等应急设施、设备；
（二）安全、消防、人员疏散导向等标志；
（三）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紧急情况下需要乘客操作的安全设施、设备，应当醒目地标明使用条件和操作方法。
第七条（设施维护和整改）
运营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检测，并按照国家《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进行安全性评价, 保证设施、设备的正常完好。
安全设施、设备规范标准发生变化的，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调整。
安全设施、设备无法满足运营安全实际需要的，运营单位应当根据市运输管理机构的要求，及时对现有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整改。
第八条（安全保护区）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后，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划定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的具体范围，并告知规划、房屋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范围内进行《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作业内容的，规划、房屋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告知相关作业单位向市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安全保护区审批手续。
第九条（安全保护区内的作业管理）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建设单位应当对该轨道交通工程划定的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实施安全管理。
作业单位应当按照经市运输管理机构审批同意的作业方案确定的时间进行施工，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作业单位未按照作业方案确定的施工期限开工的，应当重新向市运输管理机构办理作业方案的审批手续。
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应当对作业单位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内的施工制定安全监督方案，并对施工的安全性进行日常监督。
第十条（安全保护区外的施工管理）
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外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其工程施工机械可能跨越或者触及轨道交通地面车站、高架车站及其线路轨道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并在施工前书面告知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应当派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施工单位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施工过程中出现可能危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情况的，运营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同时报告市运输管理机构。第三章安全运营管理
第十一条（基本运营条件认定）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后需要投入试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向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基本运营条件认定，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运营单位提出申请后的30个工作日内，组织基本运营条件认定。
轨道交通工程符合基本运营条件的，经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投入试运营；不符合基本运营条件的，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相关问题告知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并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
本市轨道交通基本运营条件的具体规范，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从业要求）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确保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应当进行不少于5000公里驾驶里程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调度员、行车值班员应当进行不少于300小时操作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三条（工作人员安全职责）
运营单位车站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维护车站内秩序，引导乘客有序乘车；
（二）发生险情时，及时引导乘客疏散；
（三）劝阻、制止可能导致危险发生的行为，对劝阻、制止无效的，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四）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报告。
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遵守列车驾驶安全操作规程；
（二）查看乘客上下列车情况，确保站台屏蔽门（安全隔离门）和列车车门安全开启和关闭。
第十四条（乘客要求）
乘客除遵守《条例》以及《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等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带超过规定体积标准的物品进站、乘车；
（二）不得携带自行车（含折叠式自行车）进站、乘车；
（三）不得携带猫、狗等宠物进站、乘车；
（四）不得在车站、车厢内使用滑板、溜冰鞋等器材。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乘车秩序的管理。对违反前款规定的乘客，运营单位可以拒绝其进站、乘车。乘客拒不接受的，运营单位可以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安全检查）
禁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放射性、有腐蚀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乘车。具体危险物品目录和样式，由运营单位按照规定，在车站内通过张贴、陈列等方式予以公告。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在车站内设置安全检查设施、设备，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全检查人员，并按照规定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乘客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拒不接受、配合安全检查的，运营单位应当拒绝其进站、乘车。
运营单位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采取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部门。
安全检查人员实施安全检查时，应当佩带安全检查证；未佩带安全检查证实施检查的，乘客有权拒绝检查。
乘客以外的其他人员进站、乘车的，应当遵守本条规定。
第十六条（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管理）
在车站内设置的广告设施和商业网点不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除轨道交通车站规划布局方案确定设置的商业网点和设置在站台的自动售货机外，禁止在车站出入口、站台及通道设置商业网点。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安全检查。广告设施、商业网点使用的材质应当采用难燃材料，并符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的规定。
除紧急情况外，广告设施、商业网点应当在轨道交通非运营期间进行设置或者维护。
第十七条（改扩建停运）
轨道交通进行改建、扩建或者设施改造，需要暂停轨道交通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的，运营单位应当制订安全防护方案并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运营单位应当在暂停轨道交通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10天前，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以及媒体等方式向乘客履行告知义务。
轨道交通暂停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的，市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安排和调度工作，确保乘客出行安全和便利。
第十八条（检查整改）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检查，及时消除运营安全隐患；难以及时消除的，运营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制订专项整改方案。
运营单位应当将安全防护措施以及专项整改方案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委托管理）
运营单位将涉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管理项目或者设施、设备委托给其他单位管理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运营单位应当对运营安全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并承担安全责任。
第二十条（监督检查）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做好书面记录。
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影响轨道交通正常运营。第四章应急和事故处理
第二十一条（应急预案的编制）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编制本部门的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市政府批准。
运营单位应当根据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本单位的具体应急预案，并报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应急处置）
轨道交通发生突发事件达到启动应急预案条件的，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本市以及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处置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运营单位应当对涉及的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性检查，确保设施、设备保持完好。
第二十三条（事故处置）
运营单位应当合理设置事故救援点和配备救援人员。
轨道交通运营发生安全事故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处置的要求，立即组织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安全事故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或者媒体等方式及时告知乘客相关运营信息，做好乘客的疏散、转移工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尽快恢复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
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处置规定，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
第二十四条（限制客流量及停止运营）
发生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等危及运营安全的情况时，运营单位可以采取限制客流量的临时措施，确保运营安全。
采取限制客流量的措施无法保证运营安全时，运营单位可以停止轨道交通部分区段或者全线的运营，并应当立即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运营单位采取限制客流量或者停止运营措施的，应当同时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或者媒体等方式向乘客履行告知义务；轨道交通无法及时恢复正常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为乘客出具延误证明，告知票款退还或者车票延期等注意事项，并做好乘客的疏散工作。
第二十五条（信息报告）
轨道交通运行发生15分钟以上延误情形的，运营单位应当立即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并在恢复运行后3日内将延误原因及处置情况书面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对建设单位的处罚）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备案义务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对运营单位的处罚）
对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设置安全设施或者事故救援点及救援人员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安全职责的，给予警告，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按照要求设置、维护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告知或者报告义务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安全检查义务或者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制订专项整改方案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对施工单位的处罚）
施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委托处罚）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市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实施本办法规定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其他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条例》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规定处罚。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参照执行）
磁悬浮交通的运营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