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支拜复乐，医生拿70元回扣，头孢米诺钠30元回扣，头孢西丁和美洛西林钠8元回扣，一斑即可窥豹，高额的医疗价格其实和医生的个人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

近几年，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事件层出不穷，而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医药回扣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都导致药价虚高、医疗价格畸高问题日益严重，与此相对应的是医疗购销“回扣”、医疗服务“红包”、医疗设备“暗箱”等不正之风或非法行为愈演愈烈，成为百姓普遍关切又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对于商业贿赂范畴的医疗购销“回扣”早被中央列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其行为的违法性质没有引发什么争议，但对于公立医院中临床医生利用开处方收受医疗用品销售人员的回扣行为的性质在学术界及实务界均引起了广泛争议，对于国有医院的临床医生收取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目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理由是：现在的各种销售中，经销商给予各种回扣是常有的事，药商给医院提取回扣更是司空见惯。因此医生收受的回扣本应归医院所有，但医生却据为己有，侵占了公共财产权，因此构成贪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处方行为从表面上来看是一项技术工作，但实质是对药品的管理工作，是国家公权力的表现，因此可以认为医生是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当然构成受贿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医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医生并不行使国家权力，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当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主体的规定。因此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中的受贿罪，也没有触犯相关刑律，对此作为犯罪处理，难以找到确切的法律依据。我国刑法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医生收受处方回扣这类违法行为，在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按违规违纪处理即可，即只能对其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处方权不是一种职权，它只是医务人员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它并非法律上的权利。医生开具处方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行为，并不具有“管理”性质，因此处方行为并不属于公务活动范畴，是利用了替病人诊断用药的职业上的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焦点在于：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的医生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开处方是否属于“从事公务”？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医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毫无疑问，他的行为也为药商谋取了利益，关键是开处方是否属于“从事公务”？医生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分管、负责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综上所述，国有医院医生收取回扣，不仅利用处方权，还行使了药品销售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直接关系到该医院的财产利益和责任承担，从属于管理国有资产的行为，医生的行为符合“从事公务”的特征。因此，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应构成受贿罪。

“人前开单诊病，人后按单拿钱”，几乎成了医疗行业“潜法则”。医疗回扣事件再三发生，也屡屡碰痛公众的心扉。如何有效遏制药品回扣行为，一方面是法律的精准定性，另一方面是让一切的操做都在阳光下运转，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医生吃“回扣”事件的频频发生。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医疗体制着手，一方面要打破医疗垄断，形成医院间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医生只要跟药没有了直接联系，药品“回扣”就会自然杜绝。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

　　现行刑法明确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规定了比普通交通肇事罪更重的法定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对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对逃跑的认识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逃跑是指逃离事故现场，换言之，行为人逃离了事故现场，即构成逃逸，未逃离事故现场，则不构成逃逸。这显然是只从字面形式上把握逃跑的涵义，而背离了立法初衷。其对于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诸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不离开现场，却在有实施救助条件的情况下而不实施救助行为，甚至在现场掩盖罪行的严重情节，不能给予严厉打击。这不仅背离了立法规范的目的，也不利于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行严惩的价值导向的实现。笔者认为，将肇事后即使未离开现场，但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理由如下:

首先，从交通肇事逃逸立法保护法益和规范目的来看，立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的法定刑升格情节之一，这种特殊立法规范保护的法益是救助被害人并确认利益关系，其目的主要是考虑到交通肇事发生后，事故参与者具有救助被害人、维护现场并在现场接受警方询问时如实陈述的义务，以便顺利厘清事故因果关系并确认法律责任归属。作为事故肇事者更具有上述义务，而实践中肇事者虽未离开现场，但却不积极实施救助并指使他人顶替、作伪证的行为，侵害了上述法益，应予刑事规制。

其次，从“逃跑”一词的文字涵义来看，“逃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般解释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在交通肇事逃逸中肇事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完全可以解释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而离开特定肇事场所，虽然其可能仍在肇事现场附近的人群中，但认定其是否离开的关键“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着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二者缺一不可。肇事者没有逃离事故的现场，却躲在围观群众中，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该行为无疑隐瞒了其为肇事者的身份，也违反了应予积极救助被害人的救助义务，因此也应认定为“逃跑”。

再次，《解释》第2条第2款第(六)项则明确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解释》第3条并未像第2条第2款第(六)项那样规定:逃逸指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而仅要求“逃跑”，而此“逃跑”并未要求必须逃离事故现场。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者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而并非要求一定要逃离事故现场，因此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他人作伪证、顶替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