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英 文 名] Analysis on the Aim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法学硕士。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宁夏正洋物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宁夏福民蔬菜脱水集团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知初字第1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当事人可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前提是当事人各方均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并订立具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协议。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保密性和快捷性。因此，当事人可在综合考虑开庭的便利程度、时间长短等因素后，选择是否约定以仲裁来解决商业秘密侵权纠纷。

三、基本案情
1998年10月，原告正洋公司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其主要贸易业务为经营脱水蔬菜的出口贸易。此后，正洋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开发建立了客户经营信息网络，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自1998年起，该公司就采取了与职员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指定专用计算机，并设置密码等保密措施。1999年至2001年，正洋公司每年与国外客户成交一定数量的脱水蔬菜销售业务，客户包括荷兰的D公司、德国的M公司、美国的FDP公司等。
1998年9月，被告马某应聘到正洋公司工作，任公司单证科业务员，从事出口货物制单和储运工作。1999年2月，马某与正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聘期为五年。同年6月，马某与正洋物产股份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公司商业秘密的内容为对外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和协议的内容格式、生产销售采购管理的工作方案和计划、公司的客户档案资料等技术、经营和管理信息。马某在正洋公司工作期间，经手办理正洋公司与国外客户（包括涉案的国外客户）脱水蔬菜销售业务的出口报检、报关、储运、银行结汇等具体业务。2001年1月，马某未与正洋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等辞职手续便离开了正洋公司。
1999年被告刘某进入正洋公司，2000年6月开始从事开发脱水蔬菜出口美国市场的业务。1999年9月，刘某与正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同年10月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和劳动合同的内容与马某签订的内容相同）。刘某在正洋公司从事外销业务期间，掌握正洋公司的国外客户资料及公司对外销售脱水蔬菜的经营信息资料。2001年6月，刘某向正洋公司提出辞职申请，离开了正洋公司。
2001年3月初，马某应聘到被告福民公司工作，从事与其在正洋公司工作性质相同的办理脱水蔬菜的出口单证、储运和银行结汇业务。福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告知马某若其把福民公司通过外贸公司做的业务拉过来由福民公司直接同外国客户做，每做成一笔，公司按货物离岸价1.5%给其提成。
2001年4月某晚，马某到正洋公司刘某的办公室，将载有正洋公司对外销售业务人员与国外客户联系业务时积累的客户信息和销售经营信息的电子邮件拷贝到软盘上后离开。数天后，马某从刘某处取得记载正洋公司客户信息资料的笔记本，并复印了其上的全部内容。回到福民公司后，马某以正洋公司电子邮件的格式、交易方法等客户经营信息内容为参照，用福民公司的产品名称、数量、库存商品最低成本价等信息制作成“模式化”（即固定邮件格式）的电子邮件，向从正洋公司窃取的200多家国外客户发送了电子邮件。
同年4月17日，马某办理福民公司出口单证业务时，正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从马某处抢走了福民公司出口货物的品质证书，并指责马某为什么到其他公司从事与正洋公司相同的业务。事后，张某（福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何某打电话索要，电话中何某告诉张某，福民公司聘任马某做业务使用的是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
2001年4月、7月、8月，马某分三次通过窃取的电子邮件向100多家国外客户发送有关福民公司销售脱水蔬菜的电子邮件，收到回复后，按照正洋公司电子邮件中的交易方法、价格谈判方式，与国外客户就福民公司的货物进行交易。此后，福民公司陆续与国外一些客户取得联系并成交了出口脱水蔬菜的业务。 2001年7月，刘某经马某介绍到福民公司从事脱水蔬菜对外销售业务，福民公司也向刘某作出按离岸价1.5％提成的承诺。刘某到福民公司后，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先后与荷兰D公司、德国M公司、意大利N公司从事脱水蔬菜销售业务。
自马某、刘某到福民公司至案发时止，福民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先后与意大利N公司、荷兰D公司、德国M公司等国外8家客户成交出口脱水蔬菜业务38笔，共计获得销售收入76万美元。马某获得公司提成人民币28000元，刘某获得提成人民币8000元。
2002年3月，正洋公司以马某、刘某侵犯其商业秘密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为由向银川市公安局报案。立案侦查中，公安机关搜查了马某、刘某在福民公司的办公室并扣押了马某从正洋公司窃取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传真复印件、刘某笔记本复印件以及福民公司与国外客户（包括涉案8家客户）往来的电子邮件等。在公安机关审讯中，马某、刘某供述了?用窃取、泄露等方式获取正洋公司客户经营信息，并在福民公司出口销售业务中披露、使用所获信息的事实经过。
2003年7月8日，正洋公司以福民公司、马某、刘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并要求福民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不得再继续使用窃取的商业秘密，同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

四、法院审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认为，原告正洋公司涉案客户名单资料、客户经营信息等是正洋公司在与国外客户长期接触后总结形成的，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特点，对于同行业一般人员来说不能够轻易取得，具有秘密性；正洋公司利用上述信息，与多家国外客户达成销售业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具有价值性、实用性；并且正洋公司通过建立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措施对相关信息进行了保密。因此，上述涉案客户信息属于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的保护。
被告马某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并为福民公司与国外客户联系出口脱水蔬菜销售业务。刘某将持有的客户资料笔记本交给马某复制，泄露了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二者又共同在福民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披露、使用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使福民公司与正洋公司客户信息中的8家国外客户成交38笔出口业务，二人的行为侵犯了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福民公司在聘用马某、刘某二人时，已知道二人原是正洋公司的业务员，在发生“抢单证”冲突后，福民公司更是在明知马某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联系业务的情况下，放任马某、刘某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披露、使用了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获取了经济利益。因此，可以认定福民公司的行为亦构成侵犯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因无证据证明马某、刘某、福民公司捏造、散布虚伪事实贬低、毁损正洋公司的企业名誉，故法院对正洋公司要求福民公司赔偿其企业名誉损失费1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最后判决：福民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正洋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48万元；福民公司不得公开披露、扩散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福民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于本地主要报刊上刊登向正洋公司道歉的声明。（因马某、刘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处经济处罚，故在本案中不再承担民事责任）
正洋公司、福民公司均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正洋公司诉称：原审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赔偿数额过低。福民公司则认为：被上诉人正洋公司并不拥有法律上所指的商业秘密。其电子邮件内容基本上是要约邀请，没有商业秘密特有的价值性，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这些客户发生过实质性的贸易往来；上诉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善意第三人身份获取、使用了被上诉人的客户名单，不应承担任何侵权民事责任；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数额错误；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不当等。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客户名单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且为福民公司使用正确，上诉人福民公司主张诉争客户名单经营信息不是商业秘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福民公司聘用马某和刘某时知道其曾为正洋公司职工，并掌握该公司的经营信息，故其在尚无充分客户信息来源情况下成交大量外销业务，应具有注意义务，履行必要的审查职责。但福民公司对马某、刘某的行为未进行询问或审查，更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制止，主观上存在过错。故福民公司对马某、刘某二人披露和使用正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侵权损失赔偿额，法院在综合考虑当时当地出口外销脱水蔬菜企业的一般经营状况、相关成本、费用及营业利润等情况，酌情予以确定；由于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适用于加害人的行为侵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给受害人造成商誉、名誉损害的情形。现尚无证据证明福民公司的侵权行为已造成正洋公司名誉或者商业信誉受损，故福民公司可不必承担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
综上，最高院最后判决福民公司不得公开披露、扩散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并于判决生效十五日内赔偿正洋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94万余元。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正洋公司在发现员工马某、刘某离职后将自己的商业秘密信息泄露给福民公司，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究马某、刘某以及福民公司的民事责任。那么，商业秘密侵权纠纷除了以民事、刑事诉讼或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外，是否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呢？
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可知，除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仲裁。由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不属于上述不能仲裁的情况，因此只要当事人自愿将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商业秘密侵权当然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
当事人自愿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商业秘密纠纷的，可通过订立单独的仲裁协议，或在商业秘密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中订立仲裁条款的方式予以约定。仲裁协议可在争议发生前订立，也可在争议发生之后在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订立。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即指当事人明确表示愿意将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意愿；仲裁事项则为当事人所提起的交由仲裁机构仲裁的争议事项的具体范围，如当事人一方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等事由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等；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则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同意选择的依法成立的仲裁机构，该仲裁委员会的选定必须明确，若未明确选定，或名称上模糊、有争议，则很有可能使该仲裁协议无效。
由于仲裁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协议的基础之上，仲裁机关的管辖权并非是强制性的，且仲裁员也由当事人自己指定，因此比诉讼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时，由于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且仲裁员、仲裁秘书都均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会因仲裁而泄密，具有极强的保密性。而在执行上，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并无多大的差别，都具有法定的强制力，在一方当事人不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时也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考虑开庭的便利程度、时间长短等因素，选择是否采取以仲裁来解决争议。但应注意到的是，仲裁是实行一裁终局制的，只有在发生法定情形时才可申请法院撤销仲裁协议，并且当事人一旦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