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理论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义一般都是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来表述的，该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明确规定。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以下笔者浅谈自己的一些见解。
一、交通肇事罪的客体。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客体理论上有多种表述，如“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安全，即与交通有关的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如此等等，由于现行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客体规定的抽象性，因而在理论上关于交通肇事罪客体的不同观点亦属正常。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的客体交通运输安全包括航空交通运输安全、铁路交通运输安全、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和水路交通运输安全。但由于我国《刑法》第131条、132条作出了关于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特别规定，当航空人员和铁路职工违反相关规定造成重大飞行事故或者铁路运营安全事故时，就以现行《刑法》第131条、1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当非航空人员和非铁路职工实施上述行为时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交通肇事罪的客体不包括航空交通安全和铁路交通安全，非航空人员和非铁路职工实施的上述行为将无罪可定，形成法律漏洞。所以他们认为交通肇事罪的客体包括航空交通运输安全和铁路运输俺去。上述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从防止我国刑法出现漏洞出发，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笔者认为如果把交通肇事罪的客体扩大到铁路运输安全和航空运输安全，这又是笔者所不可接受的。笔者认为把交通肇事罪的客体界定为“公路，城市及水上交通运输安全”是完全可以的。
　　　从1997年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来看，立法者意图是使刑法分则关于不同犯罪的条文具体化和明确化，增加可操作性，因此把原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一个条文扩展为今天的交通肇事罪、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立法者本意是根据航空人员和铁路职工实施同类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加强对他们管理。否则，航空人员、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飞行事故或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分别对他们按照《刑法》第131条、132条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最高刑只有7年，而非航空人员或非铁路职工实施同样行为却对他们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最高刑为15年（因逃逸致人死亡），这很明显有违刑法公正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明确把交通肇事罪的客体界定为“公路、水上和城市交通运输安全”，以彰显本罪和《刑法》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和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区别，是正确的。
　　 二、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公路、水上和城市交通运输中的各种交通规则、操作规程、劳动纪律等各种管理法规。
2、必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发生致人死亡、重伤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根据刑法过失犯罪理论，本罪必须以重大交通事故为必要条件。虽有违章事实，但未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的，只能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而不能以本罪论。根据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达到以下标准，即构成本罪：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私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另外本司法解释同时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严重超载驾驶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这是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不多的关于认定罪名如此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统一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
3、重大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交通过程中以及与交通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在公共交通管理管理的范围内以及与公共交通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是本罪的空间要求，即在非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或者与公共交通无直接关系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人身伤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应分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顶罪处罚，而不能以本罪论处。问题是如何理解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空间要求，即在何种情况下应认定为是在交通管理范围内，而何种情况下不是在交通管理范围内，目前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认定还有争论。笔者认为，虽然在类似车站、码头、广场、建筑工地、机关大院区域内，进入这些具体范围的车辆有限，其与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般不会发生公共危险，但是一概的把发生在这些区域内的重大交通事故排除在交通肇事罪的调整范围既不符合逻辑又与交通肇事罪的法律规定不相一致。在这些特定区域范围内，如果驾驶人员违反有关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只要其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重大损害就完全可以以交通肇事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当然，在上述特定区域内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与公共交通运输安全无关或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则不能对他们的类似行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如汽车在装卸货物时，司机要倒车未注意向后观望，将车后的工人轧死，或者汽车出现故障，司机在动手修理后，在试车时不慎将在旁边玩耍的小孩碰伤，则不能以交通肇事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
　　　三、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不属于身份犯，即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都可以作为本罪的实施主体。根据司法实践，在偷开机动车辆过程中因过失撞死、撞伤他人或者撞坏车辆的，也成立交通肇事罪。同时根据上述援引司法解释的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所谓交通运输人员，一般是指专门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专业人员，以及与保障交通运输活动安全运行具有直接关系的的专业人员，具体包括：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如汽车司机、轮船舵手等；交通运输安全的保障人员，交通设备的操作、指挥人员等；交通运输生产的直接指挥人员，如车队的领导、指挥人员等。对此，在理论上一般没有重大分歧，关键是关于非交通运输人员的认定。笔者认为，非交通运输人员是指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一切人。一方面，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是相对应的，把非交通运输人员解释为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一切人更符合逻辑；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并没有对非交通运输人员的身份或者主体资格附加任何限制条件。认定某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关键问题是看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否属于交通运输活动或者与交通运输活动有否直接关系，以及是否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了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而不是以其有无特殊的身份或者资格。在司法实践中，把行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的案例也不少，亦即把行人认定为非交通运输人员，他们实施的重大交通事故行为也构成交通肇事罪。例如，某甲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过马路，机动车驾驶人在看到某甲横过马路时虽然已采取合理措施，但是也未能避免机动车撞伤行为人，并致使车辆受损，在本案中行人某甲就要承担该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
四、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至发生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具体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在这里也有可能故意的有意识地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故意”，例如，现在年轻人热衷的“飙车”游戏，但这不是刑法上的责任形式，不能成立刑法上的故意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则完全可以以交通肇事罪对其定罪处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明知其行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故意的，但行为人往往是轻信能够避免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内心心理态度仍然是过失。当然，如果行为人不仅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持故意态度，同时还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持故意的心里态度，则不能对其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该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分别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河南省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
浅析探望权是否可以强制执行

郭辉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二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义务。”“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据此，当事人可以就探望权纠纷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法院作出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则会引起法院对探望权纠纷案依法强制执行的问题。
　　一、执行探望权纠纷案件时，不能把子女的人身作为执行对象
　　涉及到离婚后对子女探望权的执行问题，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并非要求对子女的人身进行强制执行。在执行探望权纠纷案件中，要充分认识到：探望权具有特别的交付内容，它既不是要求有关当事人给付货币，也不是要求有关的当事人给付财物，而是要求有关当事人履行一定的特殊行为，并非孩子本人的人身。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负有协助探望义务的一方拒不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法院的执行人员也不能简单地对其未成年子女人身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实行夺、抱等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法的。子女本人既不是其父母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案件执行过程中的被执行人，就意味着他不享有任何执行过程中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同样也不负有任何执行过程中的诉讼义务和实体义务。如果有关的当事人拒不履行应尽义务，拒不让对方探望子女，执行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的规定，对拒不履行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可以依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外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措施
　　美国有些州的法院明确规定了对不允许探视或其他探视纠纷的救济措施。如科罗拉多州法律规定，对于不执行探视判决的，法院可以进行听证或要求当事人寻求调解。有监护权的一方不允许有探视权的一方探视，情节轻微的，法院可以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以保证将来对探视权判决的执行。对拒不执行判决、具有蔑视法庭情况的，可以处以罚款或监禁，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变更监护权的听证，取消监护权人的监护权。阿拉斯加法律甚至规定对没有任何理由拒不执行探视判决的一方每次赔偿200美元。在史密斯案件中，一位母亲因阻挠孩子父亲的探视权被一审法院以蔑视法庭判5天监禁。该母亲上诉被驳回。上诉法院认为，她有义务履行一审法院要求其为孩子父亲的探视创造条件的判决。5岁和8岁的孩子均年龄过小，不能独立地作出拒绝其父亲探视的意思表示，该母亲也未能出示父亲的探视对子女利益有害的证据。故法院判决：有监护权的母亲有“将孩子送至父亲处以实现其探视权利”的义务。在艾格一案中，一位有监护权的母亲因一贯干涉其前夫对子女的探视权，包括不让父亲见孩子，并且离间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导致法院作出变更监护的判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变更监护权以情况发生变化为证据而破坏、阻碍探视权就是情况变化的证据。因此，法院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变更监护权有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因为，变更后有监护权一方父母会尊重他方的探视权以及子女的权利。
　　概言之，对进一步探视权的救济包括蔑视法庭诉讼、强制执行探视权诉讼以及变更监护权诉讼。法院对于请求补偿或惩罚的要求大多不予支持，因为这是与子女的最大利益相矛盾的，惩罚与补偿不是为了子女的最大利益而尤为对父母权利的补偿。这些规定无疑对我国有着借鉴意义。
　　三、我国现阶段对探望权纠纷案的强制执行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对于探望权的执行问题是一个新课题，怎样执行探望权判决确需认真研究探讨。笔者主张在执行这类案件过程中，首先，要深入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状况、争议的焦点、产生难以执行的真正原因，看是被执行人一方不愿把孩子交出来让对方探视，还是孩子本人基于某种原因不愿让对方探视。假如当事人双方的子女不满10周岁，即按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在解决探望权执午间理，按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探望时间、方式执行。如果子女已满10周岁但不满16周岁，并且智力发育正常，执行人员应当征求该子女的意见，审查清楚该子女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做好执行前的准备工作。其次，在执行探望权案件时，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宣传工作，讲明法律规定，消除双方疑虑，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负有协助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仍不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协助义务，人民法院应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此外，在行使探望权、中止探望权、恢复探望权和如何强制执行探望权判决中，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例如：探望权主体是否应扩大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及其他亲属，直接抚育子女的一方当事人如每次都不能自觉履行协助探望义务，不直接抚育子女一方当事人势必每次都要申请执行，这种诉累何时了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