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

——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李龙* 黄锫**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关键词：法治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




法治（依法治国）[1]当为时下法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秩序的渴求以及中国法学界同仁对这种渴求的回应而发生。回应中因人而异必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有些情绪不免激进偏颇。《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刊发了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以下简称“郝文”），文中对在回应声中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该文以三个决然性结论——“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为大前提，以我国的经济水平、文化素质和社会稳定状况三个方面的欠缺为小前提，并辅以大量的量化实证数据，推断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应当渐进的结论。单从其论点看来，其内涵应说是无可厚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法治进程的确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能翻演经济“大跃进”的闹剧。然而，玉亦有瑕疵，郝文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文中论点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论证的三个大前提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以下本文将就郝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以及中国法治的渐进性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

讨论“法治”相关命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设是：什么是“法治”？这一前设的明确是讨论的基础，否则之后的论述就会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失去了对象所指，也失去了讨论的意义所在。

郝文在切入论证之前并没有集中笔力明确界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具体所指，而只是从正文中零碎的提及：如在文章第（一）部分开头说道：“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因此，极言之，穷国无法治”。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来，郝文此处将“法治”视为“法律的实现”，这就类似于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所认为的：“法治原则并不保证政府统治之下的个人的自由，亦即创造法律与应用法律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后者与前者相一致。”[2]因此似可将其归属于实证主义法学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形式主义法治。然而，在郝文第（三）部分写到“极而言之，乱世无法治（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推敲看来，这里认为“正常的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这又可以归纳到自然法学性质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实质主义法治。在同一文章中前后跳跃式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法治概念，这不能不说会对论证的逻辑连贯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纠织在其中，“依法治国”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因此，在具体论述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渐进时，如果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事先明确，那么是否会陷入一种喃喃自语的尴尬处境呢？

进一步说，对于法治含义理解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对论证意义的摧毁。比如，在王人博的研究中，发现其实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了[3]，夏勇的研究也发现法家的法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J.Raz）的法治观点有相似之处[4]，高鸿钧则将古中国秦朝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法律秩序称为“非民主的实质法治”[5]，认为“在非民主体制下，虽然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但是，只要这些权威的意志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和推行，这种秩序便是法治”[6]。那么，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法家的法制也是“依法治国”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愿。此外，德裔法学家弗里德曼还认为“法治”是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现代社会，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法治之下。”[7]按照这种理解，那我国的法治水平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并且一直以来都是法治国家，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论建设法治的进程到底应该是渐进的还是一步登天诸如此类问题了，因为这样理解法治的话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对于中国法治建设中隐含的这种歧途是比较容易明了的，此处提及仅仅是为了强调确定论证概念的含义对于论证的重要性。

法治概念泊来自西邦，稍细查之，它在其本源处也是支流纵横、交错密布的：从具体制度形态角度粗略划分大致就有英国的“法律之治”（rule of law）和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两大类型[8]，如果具体到各个国家考察又会发现相互之间的制度设置琳琅满目，不一而足；从学术观点角度粗略考察大致就有“形式主义法治观”、“实质主义法治观”和“统和与超越法治观”三种类型[9]，在每一种类型中更可发现各帮各派观点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同个学术派别之内，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学者，其关于法治究竟指什么的认识也会有前后承转变化之处[10]。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初显始于清末[11]，后为战争与革命阻，曲进在新中国初，断档于文革，复苏自拨乱反正，起步发展至今，这一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古国接受异质外来文化的痛苦与挣扎，在这种痛苦与挣扎中，法治之中的异质基因被本土基因所吸收，本土基因由于法治的引入得到改造，双方在矛盾、磨砺中不断发生发展变化，形成“我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以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沌局面。在此情形下，关于法治是什么？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就成为最错综的疑问之一，上世纪末20年内发生的两次有关“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都与这个问题紧密关联[12]。然而，观点学说以及实践的差异不能成为具体论证法治相关问题时缺失“法治指什么”这一论证前设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法治理解的多样性，才更有理由必须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明确立足点所在，避免在论证过程中打迷踪拳，令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法治含义范围内讨论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我们认为，简单的定义，法治是一种的理想社会秩序。具而言之：

第一：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以“法律”[13]作为形成、维持、恢复秩序的主要手段。秩序是人类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形成的和人为建构形成的两种主要方式。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形成的主要手段，其他与法治并列的秩序选择包括以超自然神灵的权威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神治”，以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一人或数人的意志和行为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人治”，以血缘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德治”。

第二：在这种理想秩序中，即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特别是权力的服从。所谓“普遍遵从”包括了权利义务拥有者的遵从，也包括了权力职责拥有者的遵从。其中后者尤其显得重要，富勒（L.Fuller）法治八原则中最后一条原则：“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也就是同一性（congruence）指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在法治八原则中，这一原则是最复杂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指出“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也没有。”[14]拉兹（J.Raz）则认为虽然广义上的法治指一切人都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按照政治法律理论，法治应仅指政府应该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15]，可见他对权力职责拥有者守法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的重视。

第三：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何谓“制定良好”，也就是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形式法治论一般认为判断良好法律的标准在于制定法本身。如富勒（L.Fuller）所主张的法治八原则：法应具有一般性；法应公布；法不应溯及即往；法应明确；法不应自相矛盾；法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之事；法应稳定；官方的行为应于宣布的法律保持一致。其中前七条原则都是限于对法律本身性质的考察，富勒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法治原则主要是指法律的“内在道德”[16]，也可以称之为“程序自然法”，而不是“实体自然法”，“实体自然法”指的就是实在法之外的包含公平、正义、民众的认同等内容的实质性价值标准[17]。实质法治论是作为弥补形式法治论的缺陷而出现的，它认为除了根据法律本身的属性来判断法律的优劣之外，还必须引入法律之外的判断标准，比如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标准。如1956年《德里宣言》（Declaration of Delhi）在继承1955年《雅典决议》（Act of Athens）所提出的“能动的法治概念”的基础上[18]，认为“在自由社会里”，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19]应如何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取舍呢？我们认为，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应有两个层次：

层次一：制定的法律首先必须符合明确、稳定、公开、可行、不溯及即往、不自相矛盾六个形式品格。这六个法律的形式品格是法律可行性的前提。

层次二：制定的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合宪性，也就是符合宪法的规定（实体的和程序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治是法治的最高形态，因此，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和健全作为实现“法之合法性”的必备要件由为显的必要。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并没有引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倾向使得价值的普遍认同难度加大，即使有一种词语表述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对于其中具体含义的理解也仍然是多纬度的。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证宪法的“合法性”呢？这就必须引入“民主”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民主制度下（选举制度，多数表决制度，尊重少数意见原则，最广泛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互动）产生的宪法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民主为宪法（进而为法治）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20]。

第四：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还必须存在着健全的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判断机制。法律执行机构的任务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法律，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通过正当程序要件加以控制。司法判断机制是在两造对抗的情形下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是非断定，无论是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还是不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任何利益受影响者都应有途径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加以解决，并且这种途径是能够尽量的省时省费。由于司法判断的结论往往会不利于其中一方，影响其利益的存在状态，因此判断者以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判断是吸收失利一方不满情绪的主要形式。这种中立地位既表现在法院外部的独立地位和姿态上，也表现在法院内部法官个人判断作出的自主程度之上，由此司法独立就成为健全司法判断机制的主要标志。同时还应通过培养健全成熟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作为辅助司法活动以及纠正司法偏差的重要力量[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秩序是“理想的”。“理想的”表述说明对“法治”的择优而录，也就是说在多种秩序选择中意识到“法治”之优或是意识到其“害”之轻，这为我们的实践追求提供了必要性的前提。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J.Raz）将“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一种重要品德[22]，新自然法学派代表菲尼斯（John Finnis）将法治视为使法律制度在法律上处于的“良好状态”[23]都与此层意思曲径相通。称其为“理想的”还说明“法治”在现实中尚未实现或者并未完全实现，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也为讨论实现过程的渐进或跃进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这一层意义上，拉兹所持的完全符合“法治”之不可能性观点[24]以及富勒（L.Fuller）所认为的由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然与“法治”部分相符的观点[25]都可以在这一表述中得到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秩序，根据以上几个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法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绝对完全的符合上述法治秩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的接近它，并且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法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这个“度”向上行而不是相反。

二

（一）关于“穷国无法治”

郝文认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同时举出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我国以人均GDP计算来看，尚处在全部五个档次中倒数第二的位置。同时，郝文还认为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而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随之法治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要慢慢来，并且还具体说明实现的时间在2090年或2090年之后。此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比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容易，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还要受制于本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战略，协调各方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是课程，需要慢慢探索，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是独特的，渐进的。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2009年6月19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公布　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和规范工资集体协商行为，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辽宁省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工资集体协商，是指用人单位和单位全体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双方委托或者推选代表就工资等劳动报酬事项进行平等商谈的行为。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以及订立、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集体合同，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资集体协商以及订立、履行工资集体合同行为的监督工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根据授权，负责管理范围内工资集体协商以及订立、履行集体合同行为的监督工作。
　　第五条　工会应当支持、帮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订立工资集体合同，依法对工资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工资集体协商中的重大问题。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可以从熟悉劳动保障、经济、法律、财务等工作的人员中聘任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指导、帮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用人单位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情况纳入企业诚信评价体系。
　　第八条　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应当遵循合法、平等、诚信、互利和合作的原则。

第二章　协商内容

　　第九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可以就下列内容进行协商：
　　（一）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年度平均工资水平；
　　（二）工资支付办法；
　　（三）工资调整办法；
　　（四）加班加点工资；
　　（五）试用期、病事假和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期间的工资；
　　（六）津贴、补贴、奖金等标准和分配办法；
　　（七）劳动定额标准；
　　（八）合同期限和变更、终止解除条件；
　　（九）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
　　（十）双方认为应该协商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工资集体协商和订立工资集体合同，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对工资标准、支付和计算方法等已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参考下列因素确定：
　　（一）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状况；
　　（二）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
　　（三）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四）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
　　（五）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六）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人工成本水平；
　　（七）本地区、本行业的经济增长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八）其他与职工工资有关的因素。
　　第十一条　遇有发生经济危机、用人单位用工需求减少等情形，为不裁员或者减少裁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经集体协商可以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弹性工资等措施。

第三章　协商代表

　　第十二条　 工资集体协商由用人单位委派和劳动者推选的协商代表进行，协商代表每方为三至十人，双方人数应当对等，并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一方的协商代表由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委派，首席代表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担任，也可由其书面委托其他管理人员担任。
　　第十四条　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由本单位工会指派，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或者工会其他主要负责人担任，工会主席或者其他主要负责人可以委托其他协商代表代理首席代表；未建立工会的，协商代表由本单位劳动者民主推荐，并经本单位半数以上劳动者同意，首席代表从协商代表中民主推举产生。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代表一经产生，应当向全体劳动者公告。
　　用人单位一方的协商代表与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不得相互兼任。用人单位工会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用人单位一方的协商代表。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可以书面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人员作为协商代表，受委托的协商代表不得担任首席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第十七条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无法履行职责的，应当在十五日内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委派或者推选出新的协商代表。
　　第十八条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履行下列职责：
　　（一）代表本方参加工资集体协商；
　　（二）征求本方人员对工资的意见，并向其报告协商情况和回答询问；
　　（三）提供与工资集体协商相关的情况和资料；
　　（四）代表本方参加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
　　（五）监督工资集体合同的履行；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协商代表应当维护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得有过激、歧视性行为或者强迫对方接受己方要求、条件，不得采取收买、欺骗对方协商代表等不正当手段。
　　用人单位内部协商代表参加工资集体协商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第二十条　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在工资集体协商期间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完成工资集体协商或者订立工资集体合同当月。
　　劳动者担任本方协商代表的，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
　　第二十一条　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除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二条　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就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四章　协商程序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可以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订立工资集体合同的要求；另一方应当在收到工资集体协商要求之日起二十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工资集体协商的答复，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劳动者一方提出工资集体协商或者答复工资集体协商要求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上级工会提供帮助和指导。
　　第二十四条　协商代表在协商前应当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了解、熟悉与集体协商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制度；
　　（二）分别向对方代表提供用人单位财务、经营状况或者劳动者的意向等有关情况和资料；
　　（三）拟定集体协商议题，议题可以由一方起草，也可由双方指派代表共同起草；
　　（四）确定集体协商的时间、地点、程序等事项；
　　（五）共同确定一名非协商代表担任记录员；
　　（六）其他准备工作。
　　第二十五条　工资集体协商通过协商会议的方式进行，协商会议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并按照双方确定的程序协商讨论。
　　协商会议内容应有书面记录，记录由协商代表和记录员签字确认。
　　第二十六条　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在十日内形成工资集体合同草案，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未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形导致协商无法进行的，可以中止协商，中止期限最长不超过六十日，超过六十日的，应当重新协商，重新协商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由双方按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商定。
　　第二十七条　工资集体合同草案形成后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劳动者讨论。
　　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劳动者讨论工资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代表或者劳动者出席，经全体职工代表或者全体劳动者的半数以上同意，工资集体合同草案方可通过。
　　第二十八条　工资集体合同草案通过后，由工资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分别代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工资集体合同。
　　第二十九条　工资集体合同期限为1至3年，期满前3个月内，双方应依照本规定规定的程序，重新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资集体合同签订后十日内将工资集体合同文本及下列材料按照规定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一）工资集体合同送审表；
　　（二）用人单位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协商双方代表名单（注明姓名、性别、职务等事项）；
　　（四）职工代表大会（全体劳动者）通过工资集体合同草案的决议；
　　（五）工资集体协商的情况说明（协商代表的产生、协商程序、主要议题、工资集体合同签订程序等）。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工资集体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工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资集体合同生效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将合同向全体劳动者公示。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工会应当将生效后的工资集体合同文本报送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三十三条　在工资集体合同有效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工资集体合同：
　　（一）协商一致的；
　　（二）签订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修改或废止的；
　　（三）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或者破产、兼并、解散和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工资集体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四）工资指导线、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劳动生产率等发生变化；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争议处理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等三方面的人员，共同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
　　第三十五条　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因程序、内容等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协商一方或者双方可以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协调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进行协调处理。
　　第三十六条　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协调处理工资集体协商争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受理，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处理完毕。争议复杂的，经本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用人单位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在案，并可以向社会公布；违反有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给职工劳动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一）拒绝劳动者一方提出的集体协商要求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的；
　　（二）未向劳动者一方如实提供与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三）侵害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合法权益的；
　　（四）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工资集体协商争议的。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履行工资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违反工资集体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区域或者行业工会组织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区域或者行业工资集体合同，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