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


（1997年9 月25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12月3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0年11月30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1年3月29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昆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6年2月10日昆明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2006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维护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育龄流动人口，是指处于生育年龄离开户籍所在地来昆居住30日以上的下列人员：
(一)省外来昆的；
(二)省内其他州、市来昆的；
(三)本市所辖县、东川区、安宁市之间相互流动的；
(四)本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与上述县(市、区)之间相互流动的。
第四条 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按照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优质服务、村（居）民自治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制。
实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管理制度；定期查验登记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制度；信息交换反馈制度；法定代表人责任制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度；有奖举报制度。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各级公安、劳动保障、工商、卫生、房产管理等部门，应当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履行好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

第二章 管 理 职 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与服务工作，解决各部门在综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三）检查各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履职情况，并组织考核奖惩；
（四）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监督、检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
（三）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和目标管理责任考核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
（四）监督、检查和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和查验《婚育证明》；
（五）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生殖健康、避孕节育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六）负责流动人口免费避孕药具的供应；
（七）考核下一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八）查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及基础知识培训；
（二）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制度，填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掌握流动人口生育变动信息；
（三）查验育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未办理的，督促补办；
（四）指导育龄流动人口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组织已婚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及时准确地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督促违反规定怀孕的妇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五）与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建立联系，及时通报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避孕节育情况；
（六）按照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要求，与使用育龄流动人口或者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经营、服务场所和住宿的单位、个人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并负责考核其履行责任的情况；
（七）为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办理一孩生育手续；
（八）为流出的育龄人员办理《婚育证明》；
（九）与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合同，建立生育、避孕节育情况定期报告制度；
（十）配合上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流动人口进行查处；
（十一）受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违法生育的流动人口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九条 公安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为育龄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时，应当核查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查验过的《婚育证明》，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将情况及时通报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二）查处伪造、变造、买卖《婚育证明》等行为；
（三）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流动人口进行查处。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介绍流动人口就业时，应当核查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查验过的《婚育证明》，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将情况及时通报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二）监督、检查用工单位承担流动人口免费享受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费用的落实情况。
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在为育龄流动人口办理营业执照时，应当核查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查验过的《婚育证明》，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将情况及时通报其营业场所所在地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二）指导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三）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流动人口进行查处。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一）指导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做好育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
（二）负责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实行规范管理；
（三）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非法为流动人口提供助产服务、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或者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报告单》，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为流动人口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医疗、保健机构进行查处。
第十三条 房产行政部门应当指导、督促物业管理企业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住宅小区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向育龄流动人口宣传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生殖健康科学知识；
（二）及时了解、掌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变动信息，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台帐，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报告育龄流动人口生育、避孕情况；
（三）督促未办理《婚育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口补办《婚育证明》；
（四）为育龄流动人口发放免费避孕药具；
（五）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流动人口进行查处。
第十五条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及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三章 管 理 与 权 益 保 障

第十六条 本市常住人口中的育龄人员，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居住的，应当到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办理《婚育证明》，签订计划生育合同，接受现居住地的管理。
第十七条 育龄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应当持有《生育证》或者生育服务证（以下简称生育证明），无生育证明生育的，按违法生育处理。
第十八条 育龄流动人口在申请《居住证》、营业执照等证件之前，应当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交验《婚育证明》或者办理临时婚育证明。
第十九条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到达现居住地一个月内，应当持《婚育证明》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免费的查孕查环服务。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至少每半年到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一次生殖健康检查。
第二十条 流动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夫妻双方申请，可以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核发一孩《生育证》：
（一）男方为现居住地的常住户口，女方因婚姻迁入现居住地或所生子女可随父落户的；
（二）夫妻双方在现居住地共同居住一年以上，有固定住所的。
第二十一条 申请在现居住地办理一孩《生育证》的流动人口，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
（二）夫妻双方的《结婚证》；
（三）《婚育证明》或者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姻生育情况证明；
（四）《居住证》。
第二十二条 育龄流动人口凭《婚育证明》，按照下列规定免费领取避孕药具：
（一）有单位或者雇主的，向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领取；
（二）无单位或者雇主的，向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领取。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安全、有效、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由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者经获准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施行。
个体医疗机构不得为育龄流动人口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第二十四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接受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承担；无用工单位的，由现居住地的县（市、区）财政承担。
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免费项目以外的费用和未落实避孕措施造成违反规定怀孕的补救手术费用，由本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育龄流动人口违反规定怀孕后，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收取暂时性扣款。经教育采取补救措施的，所扣款项全额退还。经教育仍不采取补救措施造成违法生育的，所扣款项充抵其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招用育龄流动人口的单位或者雇主，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责任书，并接受其指导、检查和监督；
（二）建立育龄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
（三）对违反规定怀孕的流动人口，应当劝其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报告其现居住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四）为招用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承担本条例规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费用。
第二十七条 向育龄流动人口出租、出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合同，不得租（借）房屋给未持有《婚育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口，协助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二）发现流动人口违反规定怀孕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并协助当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劝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有责任协助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社区居委会做好下列工作：
（一）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为小区内育龄流动人口发放免费避孕药具；
（三）及时了解、掌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变动信息，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台帐，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报告育龄流动人口生育避孕情况。
第二十九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持有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孕产妇提供围产期保健服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在接诊流动人口孕产妇时，应当查验生育证明，对未持有生育证明的，应当及时动员其采取补救措施，不能采取补救措施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告知当地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不得隐瞒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情况。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在为育龄流动人口施行避孕节育手术时，应当提供优质服务，并建立生殖健康档案，不得弄虚作假。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婚育证明及其他计划生育证明。
第三十一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应当出示执法证件，依法管理。
第三十二条 对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由政府或者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对举报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属实的单位和个人，由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保护和奖励。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育龄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云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6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发现流动人口违反规定怀孕不报告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中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徇私舞弊、侵犯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
————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周萍（1978——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硕士生


摘要 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 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 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 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 “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 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 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 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