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人性与理性/洪??/title>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2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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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正 义 的 人 性 与 理 性
——从“李，杜” 案看无罪推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发展与进化，日趋的人性化，合理化，然而这种发展与进化，特别是在执行方面，对于程序正义的范畴，显得异常薄弱，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正义的天平产生了倾斜，法律之产生基于人性，其更应当为人性服务，掺入了理性因素之后的人性，应当是摈除了自然野性之后的人性，以此人性所产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符合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之现状，然而法律的建立与执行不能简单的率性而为，人性中即使已掺入理性之因素，但依然需要规制，否则正义将再无存在之必要。
关键字：程序正义、人性、理性、无罪推定
引 言
最近，被媒体炒作的火热的有关“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笔者以为，绝非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也并非鲜见的特例。其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不过是因为其影响较为恶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罢了。现在，虽然“李、杜”二人已沉冤得雪，但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今日“李、杜”之案因得雪而被暴光，那还有多少个“李、杜”之冤案因未“雪”而未被世人所知呢？中国十三亿泱泱大国，还会有多少人被冤，锋利而高悬的法律之剑，为罪人而设，却又会划伤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由此类案件所见之“无罪推定”问题，亟待解决，已不容拖延，否则法律之失衡，不会久矣。
法律存在之目的，无论从其订立乃致执行而言，笔者以为，首先在于人性；法的价值不是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其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笔者所提及之人性，是指民众在对待事物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种普遍态度及心理，这种人性以善良的常态出现，法律的建立与执行，首先当基于人性；以其为基础。法律以惩戒为手段，保护社会及民众的合法权利，由轻重而分，首先在于保护，惩戒无非是为了实现“保护”这一职能的工具。法律存立之威，不应以重惩而立；而在于其是否其是否可以完成“保护”之职能。然而人性并无固定之模式，人性虽本善良，但也不可排除其转恶的可能。人类之行为基于人性而生，而对于规制人类行为之法律，若不掺入理性之因素，则无法实现惩戒之手段，而法律本身亦将无存在之意义，其蕴涵之正义亦将当然无存。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的人性与理性的结合物，其在程序正义中更能体现出来。
法律程序之存在，并非能省则省的繁文缛节，也并非仅仅为了显示法律的威慑力或者尊严之类。起存在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保证正义的合理实施，法律作为社会的最终的裁判手段，是社会理性的最后防线，其所给予的裁判必须公正，此公正来源于谨慎小心的诉讼程序及准确无误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刑法的范畴之中，其判决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公正则显得更为的不容马虎。刑法存在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良好运行，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对于违反者进行镇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中，是以“有罪推定”为主要的裁判模式，即无法证明无罪即为有罪。这种罪证推定模式产生的原因有三种；
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古之法律未尽完善，在程序方面更是潦草，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较强，对于嫌疑犯，往往就是“先入为主”
的认为其是罪犯。
② 搜证举证中所产生的困难；因为不具备适应诉讼举证所需要的搜证设备，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有罪推定执行起来比无罪推定要简单的多。因此，本来应当属于执法机关的“搜证举证”义务便被强加到了被控诉者的头上，使其立于更不利的位置。
③ 法官的地位；在古代，一场诉讼从“起诉”到“裁判”到“执行”，都是由唯一的机关进行的，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在面对刑案的时候，一旦被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真清白亦很难脱身，因为在这场诉讼之中“公诉人”即是“裁判者”，即便是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担负举证任务及裁判义务的亦是同一人。有罪或者无罪仅仅凭这唯一的“衙门”进行，甚至可以说仅仅有衙门的长官来决定，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裁判结果就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赋予了这种长官（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对于国家或者地方进行管理的长官，因为其所辖职权之广，因此暂时将其成为长官）司法职权中的双重身份，即集裁判者及公诉人的身份于一身，同时其自由裁量权又很大。公正的审判仅仅能依靠的只有这种长官对于公正的了解及其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时根本不存在同级或者由下对上的司法监督机制，所有的仅仅只是上下级间的一些监督而已，况且这种监督在古代信息与交通异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缺乏时效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司法实效的大打折扣。这也才会使得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青天”之类的称呼，正是这种长官的个人因素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公正性是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由一个人所来演示的法律，其公正性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事实上在整个古代，法律所要代表的也从来只是王权与专政，其所要显示的公正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封建王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张上的公正法制，而用于规制人们行为的规则甚至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只能是“法”或者“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权”思想鼎沸，被等级思想压迫了上千年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价值，并期待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来保护其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意大利刑法学界的先驱贝卡里亚在其所著的《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既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罪犯。这一原则似的实施给予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权利，其不仅使得犯罪嫌疑人免除了举证或者是搜证证明其无罪的义务，而且在被定罪之前，其是无罪的，并且同其他人一样享受一切之公民权利，而绝不因为其受到了怀疑而导致歧视。
“无罪推定”原则其意义不是简单的将司法中对于嫌疑犯的态度合理化，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举“人权”旗帜的宣传，更是其阐述了程序正义中的“人性”
与“理性”。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然而“无生命的法律在绝对意义上应当俯首听命于人类”，法律其本身作为规范人类行为之框架，这种框架并非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需求进行变动。而支持这种需求变动的，则是人性的变动。“无罪推定”原则应人权的兴起而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及运用，亦可称之为随人性的变动而变动。应封建帝王统治集权之需要，一直被推行着的“有罪”论并不需要将之完全的否定，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客观世界中的很多的事物或者关系根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原有的“有罪推定” 原则向“无罪推定”原则进行转变。无论是古代所实施的“有罪推定” 原则还是适合于现代人权至上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是应人类发展之所需而产生的。同时，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还在于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方式及理解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鼻祖中的智者们，都会认真的去考虑过有关于法律或者正义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及主观方面的智识、，理解程度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其所产生的对于法律、正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及定义也会不同，而由此所产生的是对于公正的判决分歧，甚至有时这种分歧是水火不容的。这将引起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习惯的冲突。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学着适应社会，然后再尝试着去改进它，使他变得更为的合理，这种改变的方式不全是创新的某种新的方法，而往往是在民族的交融中互相学习而来的，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理念以及对于主观世界修改过的智识的改变，比如对于正义及法律的认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一提到“主持正义”，就会使人们不禁的想到“锄暴安良、铲除邪恶”等词句。这产生于人们的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定式，要正义，便要除邪恶。而由此思想所导致的便是“正义”与“除暴”的概念混同。刑法作为我国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充斥着暴力镇压的气息，然而在这种暴力的气息中蕴涵的应当是其对于其保护下的生命财产权利及利益的温和的善意。也正是因为其人性化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暴力压制，从而产生一个保护正当权利的效果。可是，就目前中国法制社会之现状，无论是执法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都是似乎仅仅只是注意其惩罚之手段，而未注意到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职能而存在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只是关心是否已将“恶”绳之以法，至于“恶”是否为“恶”，“恶”到什么程度，是否当为其刑，就被淡化了。而正如此次的“李、杜”案件，便是部分执法人员此种心理状态的不良后果。当然，这也与我国的监察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健全有不可避免的的联系。笔者认为，其实对于“无罪推定”在我国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了。相关的条文都已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其之所以未能在法律执行中被很好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人们，特别是一些执法人员对于此项有关规定的单薄，甚至是对于整个程序正义的意识单薄。这所涉及到的是很多人对于法律与正义的理解，是有关于法律的意识问题，而由此造成的是类似于“李、杜”冤案。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
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的确给国家治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法律不是为惩罚犯罪而设立的，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规律，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正义，这也就是要求办案的人员在执行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与细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的命令与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其对恶人无甚作用”罗马法学家用此语推断自然法与理性的相融，而笔者以为此语更印证了人性在法律中的存在。理性存在的本身就在于规避人性中的不善之处，然而由于法律的存在，更多的人变得善良，而这种善良正是人区别于兽的特性。这便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掺入了理性的成分。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不外乎理性及人性（感性）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判断亦是如此。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确保权利的主张，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③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从“李，杜” 案看无罪推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发展与进化，日趋的人性化，合理化，然而这种发展与进化，特别是在执行方面，对于程序正义的范畴，显得异常薄弱，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正义的天平产生了倾斜，法律之产生基于人性，其更应当为人性服务，掺入了理性因素之后的人性，应当是摈除了自然野性之后的人性，以此人性所产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符合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之现状，然而法律的建立与执行不能简单的率性而为，人性中即使已掺入理性之因素，但依然需要规制，否则正义将再无存在之必要。
关键字：程序正义、人性、理性、无罪推定
引 言
最近，被媒体炒作的火热的有关“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笔者以为，绝非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也并非鲜见的特例。其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不过是因为其影响较为恶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罢了。现在，虽然“李、杜”二人已沉冤得雪，但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今日“李、杜”之案因得雪而被暴光，那还有多少个“李、杜”之冤案因未“雪”而未被世人所知呢？中国十三亿泱泱大国，还会有多少人被冤，锋利而高悬的法律之剑，为罪人而设，却又会划伤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由此类案件所见之“无罪推定”问题，亟待解决，已不容拖延，否则法律之失衡，不会久矣。
法律存在之目的，无论从其订立乃致执行而言，笔者以为，首先在于人性；法的价值不是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其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笔者所提及之人性，是指民众在对待事物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种普遍态度及心理，这种人性以善良的常态出现，法律的建立与执行，首先当基于人性；以其为基础。法律以惩戒为手段，保护社会及民众的合法权利，由轻重而分，首先在于保护，惩戒无非是为了实现“保护”这一职能的工具。法律存立之威，不应以重惩而立；而在于其是否其是否可以完成“保护”之职能。然而人性并无固定之模式，人性虽本善良，但也不可排除其转恶的可能。人类之行为基于人性而生，而对于规制人类行为之法律，若不掺入理性之因素，则无法实现惩戒之手段，而法律本身亦将无存在之意义，其蕴涵之正义亦将当然无存。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的人性与理性的结合物，其在程序正义中更能体现出来。
法律程序之存在，并非能省则省的繁文缛节，也并非仅仅为了显示法律的威慑力或者尊严之类。起存在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保证正义的合理实施，法律作为社会的最终的裁判手段，是社会理性的最后防线，其所给予的裁判必须公正，此公正来源于谨慎小心的诉讼程序及准确无误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刑法的范畴之中，其判决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公正则显得更为的不容马虎。刑法存在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良好运行，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对于违反者进行镇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中，是以“有罪推定”为主要的裁判模式，即无法证明无罪即为有罪。这种罪证推定模式产生的原因有三种；
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古之法律未尽完善，在程序方面更是潦草，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较强，对于嫌疑犯，往往就是“先入为主”
的认为其是罪犯。
② 搜证举证中所产生的困难；因为不具备适应诉讼举证所需要的搜证设备，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有罪推定执行起来比无罪推定要简单的多。因此，本来应当属于执法机关的“搜证举证”义务便被强加到了被控诉者的头上，使其立于更不利的位置。
③ 法官的地位；在古代，一场诉讼从“起诉”到“裁判”到“执行”，都是由唯一的机关进行的，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在面对刑案的时候，一旦被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真清白亦很难脱身，因为在这场诉讼之中“公诉人”即是“裁判者”，即便是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担负举证任务及裁判义务的亦是同一人。有罪或者无罪仅仅凭这唯一的“衙门”进行，甚至可以说仅仅有衙门的长官来决定，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裁判结果就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赋予了这种长官（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对于国家或者地方进行管理的长官，因为其所辖职权之广，因此暂时将其成为长官）司法职权中的双重身份，即集裁判者及公诉人的身份于一身，同时其自由裁量权又很大。公正的审判仅仅能依靠的只有这种长官对于公正的了解及其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时根本不存在同级或者由下对上的司法监督机制，所有的仅仅只是上下级间的一些监督而已，况且这种监督在古代信息与交通异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缺乏时效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司法实效的大打折扣。这也才会使得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青天”之类的称呼，正是这种长官的个人因素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公正性是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由一个人所来演示的法律，其公正性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事实上在整个古代，法律所要代表的也从来只是王权与专政，其所要显示的公正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封建王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张上的公正法制，而用于规制人们行为的规则甚至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只能是“法”或者“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权”思想鼎沸，被等级思想压迫了上千年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价值，并期待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来保护其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意大利刑法学界的先驱贝卡里亚在其所著的《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既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罪犯。这一原则似的实施给予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权利，其不仅使得犯罪嫌疑人免除了举证或者是搜证证明其无罪的义务，而且在被定罪之前，其是无罪的，并且同其他人一样享受一切之公民权利，而绝不因为其受到了怀疑而导致歧视。
“无罪推定”原则其意义不是简单的将司法中对于嫌疑犯的态度合理化，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举“人权”旗帜的宣传，更是其阐述了程序正义中的“人性”
与“理性”。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然而“无生命的法律在绝对意义上应当俯首听命于人类”，法律其本身作为规范人类行为之框架，这种框架并非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需求进行变动。而支持这种需求变动的，则是人性的变动。“无罪推定”原则应人权的兴起而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及运用，亦可称之为随人性的变动而变动。应封建帝王统治集权之需要，一直被推行着的“有罪”论并不需要将之完全的否定，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客观世界中的很多的事物或者关系根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原有的“有罪推定” 原则向“无罪推定”原则进行转变。无论是古代所实施的“有罪推定” 原则还是适合于现代人权至上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是应人类发展之所需而产生的。同时，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还在于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方式及理解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鼻祖中的智者们，都会认真的去考虑过有关于法律或者正义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及主观方面的智识、，理解程度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其所产生的对于法律、正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及定义也会不同，而由此所产生的是对于公正的判决分歧，甚至有时这种分歧是水火不容的。这将引起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习惯的冲突。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学着适应社会，然后再尝试着去改进它，使他变得更为的合理，这种改变的方式不全是创新的某种新的方法，而往往是在民族的交融中互相学习而来的，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理念以及对于主观世界修改过的智识的改变，比如对于正义及法律的认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一提到“主持正义”，就会使人们不禁的想到“锄暴安良、铲除邪恶”等词句。这产生于人们的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定式，要正义，便要除邪恶。而由此思想所导致的便是“正义”与“除暴”的概念混同。刑法作为我国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充斥着暴力镇压的气息，然而在这种暴力的气息中蕴涵的应当是其对于其保护下的生命财产权利及利益的温和的善意。也正是因为其人性化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暴力压制，从而产生一个保护正当权利的效果。可是，就目前中国法制社会之现状，无论是执法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都是似乎仅仅只是注意其惩罚之手段，而未注意到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职能而存在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只是关心是否已将“恶”绳之以法，至于“恶”是否为“恶”，“恶”到什么程度，是否当为其刑，就被淡化了。而正如此次的“李、杜”案件，便是部分执法人员此种心理状态的不良后果。当然，这也与我国的监察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健全有不可避免的的联系。笔者认为，其实对于“无罪推定”在我国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了。相关的条文都已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其之所以未能在法律执行中被很好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人们，特别是一些执法人员对于此项有关规定的单薄，甚至是对于整个程序正义的意识单薄。这所涉及到的是很多人对于法律与正义的理解，是有关于法律的意识问题，而由此造成的是类似于“李、杜”冤案。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
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的确给国家治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法律不是为惩罚犯罪而设立的，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规律，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正义，这也就是要求办案的人员在执行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与细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的命令与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其对恶人无甚作用”罗马法学家用此语推断自然法与理性的相融，而笔者以为此语更印证了人性在法律中的存在。理性存在的本身就在于规避人性中的不善之处，然而由于法律的存在，更多的人变得善良，而这种善良正是人区别于兽的特性。这便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掺入了理性的成分。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不外乎理性及人性（感性）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判断亦是如此。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确保权利的主张，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③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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